专题：巴菲特2025年股东大会重磅来袭
2025巴菲特股东大会要点一览：
贸易不应该成为武器
巴菲特在没有直接点名的情况下，批评了特朗普总统的强硬贸易政策，称这是个重大错误。 巴菲特说道，美国应该寻求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贸易不应成为一种武器。
谈日本投资：绝不会考虑抛售日股
在被问及若日本央行未来加息是否会停止投资日本股票时，巴菲特明确表示不会减持。“未来50年……我们都不会考虑出售这些股票。”
谈现金储备：未来五年或迎来现金配置机会
巴菲特回应现金贮备问题时称，“明天就出现机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五年内发生的概率并不低。”“投资行业的一个问题在于，机会并非以有序的方式出现，” 巴菲特称。
房地产投资吸引力不如股票
巴菲特表示，房地产投资比股票投资吸引力更小，他通常不会涉足房地产交易，因为与股票交易相比，“房地产中间的变数实在太多了。”巴菲特说，如果有人想卖2万股伯克希尔股票，只要价格合适，5秒钟就能成交。但房地产交易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巴菲特：不会把所有东西都绕AI来进行投资
巴菲特表示，不会把所有的东西绕着AI来进行投资。负责伯克希尔保险业务的副董事长阿吉特・贾恩则表示，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将真正改变游戏规则。
与更优秀的人为伍 别在意起薪
谈及年轻投资者应该如何塑造他们的投资理念时，巴菲特表示，你交往的人非常重要。“你应该和比你优秀的人在一起。”他建议，虽然人们应该 “谨慎” 选择雇主，但纠结于起薪之类的因素就没那么重要。
警示政策风险：“财政政策让我害怕”
巴菲特在股东会上警告：“美国当前的财政决策机制及其背后的政治动机，正在系统性削弱货币价值。这不仅发生在美国，更是全球普遍现象。”
谈美股巨震：根本“不算什么”
巴菲特表示，与历史上的大崩盘相比，过去几十天的下跌根本不算什么。他认为近期美股走势不应被视作“重大”波动，“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戏剧性熊市或类似情况。”
谈美元短期贬值
巴菲特表示不在意近期美元贬值。他认为在货币价值方面构建制衡机制是非常困难的，美国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会让我们想要持有大量其他货币”。
突然宣布年底卸任伯克希尔CEO
股东大会结束时巴菲特突然官宣，将于年底辞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将建议格雷格•阿贝尔年底出任CEO。与会者全体起立，掌声久久不息，巴菲特幽默回应道，“你们喝口可乐，冷静下来好吗？谢谢你们。”
北京时间5月3日晚21：00，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在美国小镇奥马哈重磅开幕。出席今年伯克希尔股东大会的嘉宾包括巴菲特和其两位副手——格雷格·阿贝尔和阿吉特·贾恩。此外，在今年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苹果CEO蒂姆·库克等商界大佬也现身大会现场。
在股东大会上，94岁的“股神”巴菲特先后谈到了辞任伯克希尔CEO、接班人、关税战、美国财政赤字、美股大幅波动、AI投资、现金储备、投资日本等热点问题。
以下是2025巴菲特股东大会实录：
巴菲特开场致辞
沃伦·巴菲特：请大家就座。这是我第60次参加年度股东大会，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我认为这将是最精彩的一届。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分享昨天的一些数据——我们刷新了多项纪录。
昨天下午12点至5点期间，我们迎来了19，700名参会者，打破了此前16，200人的历史最高纪录。各方面数据都创下新高。时思糖果销售额达31.7万美元（去年为28.3万美元），多数摊位都因接待能力不足限制了销售，全天候排着长队。布鲁克斯跑鞋实现31万美元销售额，创下品牌单日销售纪录。周日的跑步活动约有3，000名跑者报名，远超往年2，200-2，400人的规模——当然这个数字不包括我，未来也不会包括我。
这样的盛况随处可见：珠宝品牌Jazz单日销售额约25万美元，是往年的两倍。所有收银台前都排起长龙，等待时间比预期更久，但我们会持续优化流程。每家子公司都创造了销售纪录。
今天到场人数难以统计，全球还有众多线上听众。但我相信我们将在更多维度刷新纪录。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董事会成员。我是沃伦·巴菲特，土生土长的奥马哈人（听众大笑）。格雷格·阿贝尔来自加拿大，阿吉特·贾恩来自印度，我们的团队具有多元文化背景。
我将按字母顺序介绍董事，请被点到时起立——最后再统一鼓掌：
霍华德·巴菲特
苏珊·巴菲特
史蒂夫·伯克
肯·切诺特
克里斯·戴维斯
首席董事苏·德克尔
夏洛特·盖曼
小汤姆·墨菲
罗恩·奥尔森（稍后我会特别说明）
沃利·斯科特
梅丽尔·威特默
这就是我们的全明星阵容。罗恩，如果你不介意请站一会儿。我想特别说明：罗恩已达到伯克希尔董事年龄上限。不久前我们还有五位90岁以上的董事，但经苏核查，我们已是全美上市公司中年龄上限最高的企业。罗恩任职28年来，此前更作为芒格托雷斯律所成员与查理·芒格共事多年。他伴随伯克希尔经历危机、喜悦、挫折与惊喜的时刻，提供了无可估量的帮助。请大家为罗恩·奥尔森送上特别掌声。
接下来我要做件股东会不常有的举动。周四下午我收听了苹果季度财报会——这是我唯一会听的投资者电话会。听说蒂姆·库克今天在场（虽然从这个角度很难看到他，啊就在那儿）。说来惭愧，蒂姆·库克为伯克希尔创造的收益远超我本人。
我曾与史蒂夫·乔布斯有过短暂交集。他在塑造苹果的过程中展现了无可替代的才华。史蒂夫选择蒂姆作为继任者，这绝对是正确决定。正如各位所知，史蒂夫英年早逝——世上唯有他能创立苹果，但也唯有蒂姆能将其发展到今日高度。我谨代表伯克希尔全体，向蒂姆致谢。
还有几位需要感谢的人。虽然我不参与年会筹备，但今天这场盛会凝聚了伯克希尔众多同仁的心血。我们的CFO及全体员工通力协作，这个卓越的团队近年来由梅丽莎·夏皮罗统筹全局。
65年前，我结识了卡丽·萨的外祖父夫妇。他们育有九个子女，当时我和妻子苏茜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戏剧社——虽然我看上去不像会参加戏剧社的人，但这个决定带来了深远影响。除了享受戏剧表演，我不仅认识了经营奥马哈保险公司的比尔·凯泽（卡丽的外祖父），还结识了基威特兄弟的父母路易斯与弗朗西斯。
卡丽的父亲曾执掌 Central States保险公司，后来被我们收购并由其继续管理。她的姐姐多年前曾在伯克希尔工作，后离职养育四个孩子。卡丽接棒后展现出惊人才能。约11年前，我请毫无出版经验的卡丽全权负责伯克希尔50周年纪念书的编撰。从内容策划到印刷对接，她独立完成了这本纪念册。
后来卡丽结婚生育三个孩子而离职。我们每年会邀请包括卡丽在内的杰出前员工观看棒球赛，卡丽即便在育儿期间仍主动请缨编撰60周年纪念书。期间我偶尔询问进度，她总在照顾孩子之余持续推进。由于我委托太晚，她在会议前一周才完稿。
昨日我们售出4，400本书（原计划印刷5，000册，实际加印到8，000册），今日还剩约3，600册。这本书既充满奇思妙想又严谨准确，完全符合我的期待。卡丽拒绝收取报酬，但我让她说出了她最支持的慈善机构——距此五六英里的斯蒂芬中心（专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救助）。该机构由她外祖父参与创立，其丈夫现任董事。
我们特别推出20本签名版：会前售出10本筹得数十万美元（其中一本拍出10万美元），昨日6本拍得14.8万美元（均价2.5万美元/本）。剩余4本将在下午1点散会后在后方书店出售。最终我将匹配20本书的全部筹款，为斯蒂芬中心提供资金与知名度双重支持。
这本书完全由卡丽独立完成。她梳理海量资料，仅偶尔找我核实个别事实，还向芒格家族获取素材，成果令人惊叹。既然她分文不取，看来我将来得多找她帮忙了。
至此议程已毕。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贝基将交替提问来自全国观众和现场分区听众的问题。
问答环节实录：
第1问：谢谢沃伦。第一个问题来自Bill Mitchell。我收到的这方面的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多。他写道：“沃伦，在2003年《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你主张通过进口证书来限制贸易逆差，并称这些进口证书基本上相当于一种关税，但最近你称关税是一种经济战行为。你对贸易壁垒的看法改变了吗？还是你认为进口证书与关税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的？”
沃伦·巴菲特：我认为进口证书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的目标是要平衡进出口，这样贸易赤字就不会大幅增长。它有各种各样的条款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赶上来。这些证书的设计就是希望能够平衡贸易。
在加纳种植可可，在哥伦比亚种植咖啡和其他一些东西是有道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国——250年前还只是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非常工业化的国家。我们不愿因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而让国家债台高筑。
于是我设计了这个进口凭证方案，查理觉得这玩意儿有点像鲁布·戈德堡机械——花里胡哨的，但肯定比我们现在讨论的强得多。贸易完全可能成为战争手段，这点毋庸置疑，我认为它已经引发了恶果，比如它在美国带来的态度。我们应该寻求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我们应该做我们最擅长的，他们应该做他们最擅长的。
现在有八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其中包括一些我认为相当不稳定的国家。在这种世界里，如果某些国家高喊“哈哈我们赢了”，而其他国家眼红妒忌——这种理念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我的进口凭证方案最终无疾而终。当时的确我多印制了几个副本，但是没有人需要，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写信到我办公室我会寄几份给你。我的看法是贸易不能被当成武器使用，美国从250年前的一无所有发展到今天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史无前例的奇迹。但当你面对75亿不太喜欢我们的人群时，让3亿人整天炫耀自己的成就，这绝对是重大失误。我认为这既不道德也不明智。世界其他地区越繁荣，我们的利益就越有保障——我们会更加富裕，未来你和孩子们也会更有安全感。不过别指望我的进口凭证方案能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样名垂青史。
（新浪财经注：巴菲特曾撰写《节俭镇与挥霍镇的麻烦》一文，为应对美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文中建议对美国所有出口商签发名为“进口证书”（ICs）的凭证，其数量等于他们出口商品的美元价值。然后，每个出口商再将这些进口证书出售给那些希望将商品进口到美国的买家——无论是国外的出口商，还是美国境内的进口商。举个例子，如果一个进口商要进口价值 100 万美元的商品，他就必须拥有相当于 100 万美元出口额所产生的进口证书。其必然结果就是：贸易将实现平衡。）
第2问：巴菲特先生、阿贝尔先生、贾恩先生，早上好。我是来自香港的St． J．。过去五六年里，巴菲特先生和芒格先生在日本的投资非常出色且成功。当前日本CPI已突破3%，距离其2%的目标并不遥远。日本央行似乎决心加息，而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其他央行却在考虑降息。您认为日本央行的加息决策合理吗？其既定的加息计划会阻碍您进一步投资日本股市，甚至促使您考虑兑现当前收益吗？非常感谢你们每年筹办这场最棒的股东会。最后祝愿各位永远健康，期待这个股东会能一直举办下去。
沃伦·巴菲特：我也要向日本表达您刚才给予我的同样善意。在经济政策方面，我选择让日本人民自行决定最佳路线——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个非凡的传奇。我们投资日本已有六年左右。当时我翻阅一本收录两三千家日本企业的手册，现在字太小已经看不清了，发现五家贸易公司的股价低得离谱。我花了约一年时间逐步收购，随着与经营层加深了解，我和格雷格对这些企业的欣赏与日俱增。目前我们持股比例已接近向企业承诺的10%上限，我们告诉公司，未经他们的允许，我们绝不会超过这个上限。虽然我们确实试探性地询问过能否放宽限制，相关协商也在进行中，但请允许我代表格雷格表态：未来五十年，我们都不会考虑减持这些头寸。
日本的经济成就令人惊叹。我猜蒂姆·库克会告诉你，iPhone在日本的销量仅次于美国本土；美国运通会坦言他们在日本市场表现出色；我们的另一项重大投资可口可乐，其在日本的业绩更是超群——这个国家独特的消费习惯与社会文明，使其成为可口可乐软饮包装的最大单一市场。
这五家公司对我们非常好。他们主要和格雷格交谈。我一两年前去过那里，但格雷格比我更国际化。
格雷格·阿贝尔：当你想到这五家公司时，每年肯定会有几次会议，沃伦。我们与这五家公司合作的目标是，第一，这是一笔非常好的投资，但我们真的希望能持有这笔投资50年或永远。我们也在与这些公司建立关系，做一些增量的事情。我们真的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在全球做些大事。他们带来了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机会，这就是我们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原因。
沃伦·巴菲特：它们拥有不同的商业传统与经营方式——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我们丝毫没有改变其成功模式的意图。我们的主要活动就是鼓掌喝彩，而94岁的我依然乐此不疲。
我想我们绝不会出售任何日本股票。未来几十年内都不会发生，即便到那时也可能不会。我预计这些业务遍及全球的企业将不断开拓新领域，而我们将发现对其中任何单体公司都堪称巨大的机遇。或许我们的协助能为其提供助力，但这必将是一种持续深化的合作关系。
伯克希尔变得这么大真是“太糟糕”了，我们非常珍视这些头寸，真希望规模能再大几倍。尽管这五家公司在日本规模很大，我们的市场投资额在200亿美元左右，但我宁愿有1000亿美元，而不是200亿美元。这也是我对我们其他几项投资的看法。但规模是伯克希尔业绩的敌人，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查理总是告诫我，有些难题对我是好事。日本投资恰好完美契合了我们的赛道。
格雷格·阿贝尔：这个问题您刚刚已经讲到了一些核心，所以我完全同意，沃伦。我坚信长期来看我们将遇到一些非常重大的机遇，而这正是这种合作关系带来的巨大优势。
沃伦·巴菲特：没错，应该说他们愿意向我们提供机会，而我们乐于把握这些机会。我们资金充足，彼此相处融洽。虽然他们有些习惯与我们不同——比如我们一天到晚在这里喝可口可乐，但是在那边他们有的时候喝乔治亚咖啡。我没能让他们改喝樱桃可乐，他们也不可能让我爱上乔治亚咖啡。但这段关系堪称完美，只恨不能复制更多这样的合作。
当年翻阅那本手册时，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今天。有时候翻过一页就能发现惊喜，这很奇妙。去年我们放映过关于“翻阅每一页”的影片，我认为这种穷尽精神正是投资领域的重要素养。真正践行的人少之又少，而践行者绝不会透露自己的发现。所以这条路，终究得靠自己走一段。
第3问：下一个问题来自纽约的阿德瓦特·普拉萨德（Advate Prasad）。他写道：“目前伯克希尔持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现金及短期投资，占总资产约27%，较过去25年13%的平均水平处于历史高位。这实际上让伯克希尔持有近5%的整个美国国债市场。除满足保险业务流动性需求外，增持现金是否主要出于应对高估值的去风险策略？抑或是为领导层平稳过渡所做的刻意安排？即通过优化资产负债表，为格雷格·阿贝尔未来的资本配置决策提供最大灵活性和全新起点？”此外，股东迈克·康威补充问道：“您是否预感到即将迎来绝佳的投资机会？”
沃伦·巴菲特：（笑）我可没那么高尚，会故意保留投资机会来给格雷格未来表现铺路。要是他接手时真能占到什么便宜，我反而会不高兴。
我们持有的现金规模——只要遇到符合我们标准的机会，能理解、估值合理、不用担心亏钱，我们随时可以动用1000亿美元。投资这行的麻烦在于，机会从来不会按部就班地出现，以后也不会。
我职业生涯大概经历过16000个交易日。要是每天都能遇到四五个同等吸引力的机会该多好。如果我在经营数字彩票生意，每天都能稳赚40%的流水，唯一需要考虑的只是交易规模。但现实并非如此。
我们经营的是高度机会主义的生意。查理总觉得我做事太多。他认为人一辈子只要做好五件事，最终成就就会胜过做五十件事，而我们的问题就是不够专注。
我们更希望看到这样一种局面：手里持有500亿美元现金，而不是3350亿美元的国债。但生意不是这么做的。我们赚大钱的法宝，恰恰是从来不满仓操作。对于被动投资者来说，只做几笔简单投资然后持有终身，这没什么不妥。但我们既然选择了干这行，就得用非常规的方式做得更出色。
如果非要我每年投出去500亿美元，直到现金储备降到500亿，那简直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绝佳的投资机会千载难逢。长期趋势固然向上，但没人能预测市场——格雷格不行，阿吉特不行，谁都不知道明天、下周或下个月市场会怎样。也没人知道企业明天、下周或下个月会怎样。可大家整天就爱讨论这些，因为说起来轻松，尽管毫无价值。
翻检那些像日文大部头（我如今已看不懂）的资料，就像在寻宝。偶尔会有发现，非常偶尔——但机会总会再来，可能是下周，也可能是五年后，但绝不会等到五十年后——当投资良机如暴雨般降临时，我们会庆幸自己手握现金。
如果明天发生，那就有趣多了，但明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五年内出现却不无可能，时间越久概率越高。这就像死亡——10岁时次日死亡的概率很低，但活到115岁就几乎注定要死，男性尤其如此，毕竟长寿纪录都是女性保持的。
第4问：早上好，沃伦、格雷格和阿吉特。我的名字是Jackie Han。我来自中国，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工作。这是我第八次参加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会议。到目前为止，我花在你身上的时间可能比大多数人花在Netflix上的时间还多。你可能猜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家庭，我们一直对房地产情有独钟。所以问题不是“你为什么没有房子”，而是“你为什么还在买股票而不是更多的房产”？所以我的问题是：在今天的高利率和全球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你还相信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吗？或者价值投资在今天的环境中面临新的挑战吗？谢谢您！
沃伦·巴菲特：谢谢。说到房地产，比起股票，它牵涉更多交易谈判、时间投入和多方权益关系。通常当房地产陷入困境时，你会发现要应付的不只是产权持有者。确实曾有过房地产以白菜价批量易手的时候，但往往股票更便宜且操作简便。查理（芒格）倒是更常涉足房地产。他享受房地产交易，人生最后五年还经手过不少这类买卖。不过那只是一个他个人感兴趣的游戏。
我认为，如果让21岁的查理做选择——余生只能投资股票或只能投资房地产——他肯定会选股票。至少在美国，证券市场提供的机会比房地产多得多。房地产交易通常面对的是长期持有某处物业的单一业主或家族。他们可能贷款过度，也可能遭遇人口趋势逆转。但对他们而言，这绝对是重大抉择。
当你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时，可以匿名完成数十亿美元的交易，整个过程只需五分钟。交易完成就是完成了。而在房地产领域，当你与陷入困境的贷款方达成交易、签下合约时，那才只是开始。随后人们会就更多条款展开谈判，这完全是另一种游戏，适合另一类享受这种游戏的人。
我们在2008和2009年确实做过几笔房地产交易，但相比在证券市场进行可能更明智、收益更好的操作所花费的时间——两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房地产交易中，每个条款对当事人都至关重要。但在股票市场，如果有人要抛售2万股伯克希尔股票，打个电话价格合适，五秒钟就能成交，立即交割。
在股票市场，只要价格达成一致，交易完成率基本是100%。而在房地产领域，谈妥交易才是谈判的开始，后续流程漫长得令人绝望。对于94岁高龄的人来说，参与这种可能耗时数年的谈判实在没什么吸引力。
我们见证过房地产界的重大失败案例。追溯到1960年代的泽肯多夫，他曾立志改变世界，加州世纪城就是其野心的产物。再看伦敦金丝雀码头缔造者莱克曼，他曾站在世界之巅，但这个行业的人往往难逃厄运。
银行通常不愿承认问题，而走完银行流程又旷日持久。他们最近才刚重组完马斯克三年前收购推特时的贷款。房地产交易的买卖双方往往都行动迟缓。我们更喜欢拿起电话当天就能达成数亿美元交易的方式。我已被这种高效惯坏了——而且甘之如饴，所以我们会继续保持这种风格。我这样讲下去就破坏大家的心情了，就到这边打住了。
第5问：这个问题来自旧金山的萨姆·英格兰，请问沃伦和阿吉特。随着AI系统能力增强且愈发难以解析，您认为这将如何影响保险业评估风险、定价风险及转移风险的能力？伯克希尔过去在承保或资本配置方面应对混乱的经验是否具有参考价值？
沃伦·巴菲特：Becky，现在阿吉特·贾恩他的IQ比我多出100多点，所以我让他回来好了。
阿吉特·贾恩：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将成为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它将改变我们评估风险，定价风险，出售风险的方式，以及我们最终支付索赔的方式。
话虽如此，我当然也觉得人们最终会花大量的钱去追逐下一个流行的东西。我们不擅长成为最快的或第一个行动的人。我们的做法是静观其变，直到机会出现，我们对失败的风险、优势和劣势都有更好的看法。
目前，个人保险业务确实涉足人工智能，并试图找出利用它的最佳方式。但我们还没有有意识地在这个机会上投入大量资金。我的猜测是，我们将处于一种准备就绪的状态，一旦有机会出现，我们将立即投入其中。
沃伦·巴菲特：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即便用未来十年AI领域的所有发展成果来交换阿吉特，我也绝不会同意。如果让我做选择——是在未来10年拥有1000亿美元参与财产意外保险业务，还是从开发该产品的人那里获得顶级人工智能产品，还是继续让阿吉特做决策——我会毫不犹豫选择阿吉特，我不是在开玩笑。
第6问：您好，我是来自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肖恩·西格尔。感谢各位付出时间筹办这场盛会，也感谢执行委员会将如此多元的参会者齐聚一堂。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所有企业中，有一家收购自芝加哥的公司——波蒂略热狗店（Portillo’s Hot Dogs）。您是如何判断这家企业适合纳入整体投资组合的？
沃伦·巴菲特：这个问题恐怕得问格雷格了，我对此一无所知。说不定是他趁我没注意时收购的。（转向格雷格）看来这次我得求助场外支援了。虽然我自认为了解旗下多数企业，但这家确实毫不知情。很抱歉——不过说不定这是件好事？至少我对热狗还算在行。反正我们在芝加哥确实有不少企业。
格雷格·阿贝尔：我可能要打电话找一个朋友回答这个问题。通过马尔蒙控股（Marmon）这个平台，我们确实积累了一批优秀的公司——但我认为Portillo应该不在其列。
沃伦·巴菲特：我每月会审阅旗下约50-60家公司的财务报表。但以马尔蒙为例，它本身就拥有100多家子公司。这家企业由杰伊·普利兹克和他兄弟鲍勃创建，我们收购时已是卓越企业，当时业务已高度多元化，后来我们进一步拓展。可以说它是“伯克希尔中的伯克希尔”。
这种架构运作得非常出色。杰伊·普利兹克是一位杰出的经理人，普利兹克家族有很多分支。1954年，他们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联邦税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本j·k·拉瑟写的关于税法的书，然后他们就把整个税法都改了。1954年是大变革之年，这种年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比如1986年，未来可能还会见证更大变革。
在布鲁克林有一家叫罗克伍德（Rockwood）巧克力的公司，他们生产Rockwood巧克力块，当年我们巴菲特杂货店就有售。事实证明，在1941年首次出于税收目的允许后进先出时，可可豆的价格是每磅5美分，最近可可豆价格一路飙升。Rockwood巧克力公司采用后进先出的方法，他们拥有大约3000万磅的可可库存。
1955年可可价格突然飙升。当时我刚搬到纽约，新税法中有项条款规定：若企业同时经营两项以上业务满五年，退出其中一项时，其LIFO库存增值可免缴资本利得税。当时税率高达48%-52%，由于可可涨价带来巨额利润，但零售价跟不上批发价波动，导致罗克伍德巧克力粒销售陷入困境——最近巧克力行业又上演几乎相同剧情：好时公司刚宣布将遭遇糟糕季度，因西非事件导致巧克力成本升至每磅4.5美元。
不管怎样，杰伊·普利兹克买下了洛克伍德的控制权。我当时24、25岁，他们召开了一次会议，打算分拆其中一家巧克力公司，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不缴纳50%联邦税的情况下，承认这些可可豆的收益。所以我去了布鲁克林的会议，那里除了一人外没有任何人，那年我24岁，那个人29岁，他就是杰伊·普利兹克。
杰伊给我上了一堂关于税法的课或一个教训。那天他传授的知识，我读多年研究生也未必能学到。后来我们收购的马尔蒙公司，经过多次转型，其前身正是当年的罗克伍德。
马尔蒙的成就包括：打造出首辆印第安纳波利斯赛道冠军车，发明了汽车后视镜。当年印第安纳波利500英里大赛每辆车需配两人：一个负责观察后方赛车动态，一个专注驾驶。当我们的观察员生病时，他们便发明了后视镜。若想了解伯克希尔的创新实验室，看看后视镜这类发明就知道我们的研发传统了。
格雷格·阿贝尔：一个朋友打电话来了。彼得·伊斯特伍德（Peter Eastwood）经营着我们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一家子公司，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查到Portillo’s的所有者是一家名为伯克希尔合伙公司（Berkshire Partners）的私人股本公司。这就是问题的由来，但它与伯克希尔哈撒韦并无关联。
沃伦·巴菲特：这恰好体现了我们这里的运作特色。
第7问：这个问题来自杰西卡·普纳，她说：“长期以来，你一直坚信美国的顺风和美国的韧性，历史证明你是正确的。今天，美国似乎正在经历重大的、可能是革命性的变化。一些投资者现在开始质疑美国例外论的概念。在你看来，是投资者对美国经济过于悲观，还是美国确实进入了一个需要从新的角度重新评估的根本性变革时期？”
沃伦·巴菲特：杰西卡问了一个好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是我们年报中提到的一位经理的继孙女。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在经历重大而革命性的变革。我曾提到，我们最初是个农业社会，有着很高的承诺，但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我们宣称人人生而平等，却在宪法中将黑人计为“五分之三的人”（新浪财经注：五分之三妥协（Three-Fifths Compromise）是1787年美国南方与东北方在美国制宪会议中达成的协议。妥协将奴隶的实际人口乘以五分之三，以作为税收分配与美国众议院成员分配的代表性用途）。宪法第二条使用了20次男性代词，却从未提及女性。直到1920年通过第十九修正案，才兑现了1776年就承诺的妇女选举权。
我们始终处于变革进程中，总能找到各种可批评之处。但我生命中最幸运的就是出生在美国。那时全球约3%的新生儿降生在美国。我很幸运生为白人，还有其他一些事情。
若有人认为美国自1930年我出生以来毫无改变，那真是视而不见。我们经历了各种考验：大萧条、世界大战、原子弹研发——这些在我出生时都难以想象。因此，我们尚未解决所有问题的事实不应令人气馁。
如果今天投胎，我会在娘胎里谈判到确保降生美国为止。在座各位都很幸运——现场就有两位原非美国籍的现居美国者。
第8问：您好，巴菲特先生。我是来自新泽西州特纳弗莱的丹尼尔。首先，非常感谢能获得这个提问机会。关于您的投资原则，您常强调耐心的重要性。但在您的投资生涯中，是否有过打破这一原则、快速行动反而获益的情况？谢谢。
沃伦·巴菲特：这是个好问题。确实有些时候必须快速行动。事实上，我们赚大钱的秘诀往往就在于比任何人都行动得更快。
杰西卡·普纳是本·罗斯纳的继孙女，他是我们的一位经理。1966年，我接到纽约菲尔·斯坦伯格的电话，他说：“我代表安妮伯格夫人，有笔生意想卖给您。”我立即联系查理了解详情，听起来非常诱人。
我和查理赶到纽约威尔·斯坦伯格的办公室——他是位了不起的人物，负责处理安妮伯格夫人的事务。她的丈夫曾是本·罗斯纳的合伙人，丈夫去世后，本对和她一起工作感到有些紧张。。
这笔生意开价仅600万美元：包含200万美元现金、费城市场街价值200万美元的房产，以及每年200万美元的税前利润。在场的本·罗斯纳因与合伙人遗孀打交道而焦虑——对方极其富有。他对我们说：“我会为你们经营到12月31日，之后就走人。”我和查理走出会议室时，我说：“要是这家伙真年底辞职，我读过的所有心理学著作都可以扔了。”
这段合作最终非常美妙。我们收购公司后建立了出色伙伴关系。当时东部人对中西部人有刻板印象，而本的首任妻子来自艾奥瓦州，所以他认为中西部人都靠谱。
当遇到这样的交易——600万美元买下含200万现金、200万房产且年赚200万的企业时，关键就在于不能犹豫。真正的耐心是等待这种罕见来电。我的电话总会在某个时刻响起，带来惊喜。你永远不知道机遇何时降临。
这就是投资的乐趣所在。耐心应该是这样的组合：既能长期等待，又能在机遇降临时当机立断。对优质交易不能迟疑，对空谈则不必浪费时间。
格雷格·阿贝尔：在保持耐心的同时——我想阿吉特和所有经理都深有体会——正如您所言，我们既要快速行动，也绝不能低估那些为快速反应所做的海量案头工作。无论是股票还是私有企业，当机遇降临时，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这才是耐心的真谛——用等待的时间来武装自己。
沃伦·巴菲特：当然，机遇不会像水流一样均匀。这是世上最不规律的活动。关键在于：你必须能在五秒内挂断电话，也必须在五秒内做出决断。这个行业容不得自我怀疑。
最大的乐趣——确切地说是这行无上的乐趣——在于获得他人信任。这才是我94岁仍工作的原因，尽管财富早已不可计数，他对我的生活、子女的生活都毫无影响。
但查理和我都很高兴人们信任我们。他们在六七十年前信任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从未寻求专业投资者加入我们的合伙企业。在我所有的合作伙伴中，从未有过机构投资者——我也从不想要机构。我要的是活生生的人，不是那些每季度听报告、只想听顺耳话的人。正因如此，才有了今天在座的各位。
这一切都水到渠成。但当机遇来临时，你绝不能优柔寡断——必须当日事当日毕。
第9问：这个问题来自危地马拉股东弗拉维奥·蒙特内格罗。几年前的大会上，贾恩先生曾阐述GEICO在现代化改造和IT系统整合方面面临的重大挑战，当时提到竞争对手因采用远程信息处理技术而在定价策略上领先。如今GEICO通过强劲定价和运营改善明显扭转局面。能否详细说明托德领导下的具体改革措施？这些变革将如何助力公司未来数年保持长期竞争优势？
阿吉特·贾恩：我的另外一位经理托德已经做得非常棒，他把所有的危机变成转机。他接手时，GEICO在两大关键领域落后于竞争对手：其一是我们常说的“风险费率匹配”，其二是远程信息处理技术。约五六年前，我们在后者领域排名垫底，但此后突飞猛进。这项曾是我们的竞争劣势的技术，如今GEICO的应用水平已不逊于任何同行。
在风险费率匹配方面，我认为我们同样已赶超竞争对手，达到行业顶尖水平。加之托德主导的成本削减计划——他将员工总数从约5万人精简至3万，每年至少节省20亿美元——这些举措使GEICO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对手。
正因如此，过去七个季度GEICO的综合成本率始终保持在80%区间。我从未想过有生之年能看到如此低的综合成本率。80%的综合成本率意味着，GEICO目前在个人汽车保险承保业务上创造了行业最高利润。
尽管成绩斐然，但我不敢妄言“使命完成”。我们在技术领域仍需努力，AI将是重要变革力量，我们必须严阵以待。
沃伦·巴菲特：这是个绝佳的商业案例研究——也正是商业游戏的魅力所在：每个案例都独具特色。它们各有挑战，也蕴含机遇。
1976年我们以5000万美元购入GEICO半数股权，如今全资持有。今年一季度20亿美元利润中，我们享有的10亿美元收益，意味着当初5000万投资单季就获得20倍回报。这需要多年积淀，但有趣的是：120年前尚不存在的汽车保险，如今已是财险业务中体量最大的险种，规模惊人。
阿吉特·贾恩：我想补充的是，除承保利润外，GEICO还提供了290亿美元的浮存金。
沃伦·巴菲特：没错，当你只花5000万美元就获得一个既无偿提供290亿美元运作资金、又单季创造10亿利润的企业时，这个优势绝非无关紧要。
汽车保险的有趣之处在于，我们销售的产品与1936年公司成立时的产品是一样的。我们只是在定价上更老练了。GEICO的创始人来自USAA，他认为政府雇员（GEICO代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驾驶技术优于常人。这位非精算师出身的创业者，仅凭数十万美元启动资金，首年即实现承保盈利，后来第二年又赚了更多的钱。
这不是那种做假账十年公开发行类型的交易。他单纯靠合理定价赚钱，这传统从1936年延续至今。保单格式与当年相差无几，整个行业却在我们周围蓬勃生长。没人喜欢买保险，但人人都爱开车。
GEICO的发展史充满戏剧性。历史上约三次偏离主业，又三次回归正轨。这实在是门好生意。
当时我刚刚有一个员工，他不是保险的评估员，但是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论点，他后来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创立了GEICO。他在第一年就已经赚了钱了，后来第二年又赚了更多的钱，之后就开始上市了。所以，1936年的时候基本上到现在他这个汽车保险业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就非常庞大地发展了。没有人喜欢买保险，但是他们确实喜欢开车的感觉，所以GEICO的故事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些公司在几年下来成长翻了三倍左右，后来这家公司有一点分心了，但是他们又回到最基本的路途上面，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非常棒的一项事业。我们在每年年会当中也有谈到这些事情，他会有一个信息是来自Lorimer Davidson讲的话，在1950年1月份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在大楼里面的人。
有次年会我们展示过洛里默·戴维森的留言。1951年1月的周六，我造访华盛顿时整栋楼只有他一人在办公。我敲门直到保洁员放行，询问“除了您还有能谈话的人吗？”——这位毫不介意的保洁员指引我上六楼，遇见了改变我人生的洛里默·戴维森。
人生中总有几位让你命运转折的贵人。若得三五知己，当珍视终生。伯克希尔董事会就有这样的财富——汤姆·墨菲、桑迪·戈特斯曼、沃尔特·斯科特、比尔·斯科特——这些才华横溢、风趣尽责的伙伴成为终身资产。能与洛里默在周六午后长谈，你只需凝神静听。这正应了“翻阅每一页”的箴言。人生需要运气，更要善用运气。
第10问：我是来自加州帕萨迪纳的本杰明·格雷厄姆·桑德森。沃伦，感谢您多年来的教诲。您之前说，只有史蒂夫·乔布斯能创立苹果，也只有蒂姆·库克能将其发展到今天的高度。同理，世上唯有您能缔造伯克希尔。我猜想您视格雷格为“异类中的异类”，可他看起来如此普通——抱歉格雷格。因此想请教：格雷格哪些特质使他成为您心中的理想继任者？格雷格，我们期待在未来几十年更了解您。谢谢。
沃伦·巴菲特：谢谢你，你触及了企业传承最核心的问题。我们拥有卓越的企业群，具备在成熟资本主义体系中罕见的独特优势。试想在如此庞大的竞技场再造一个伯克希尔——不仅需要重建人才梯队，更要复制资本实力、历史积淀等全部要素，这几乎不可能。这需要漫长岁月积淀，需要凝聚核心团队并逐步扩展。关键在于彼此信任，在于人人超额付出。
多年来我观察过无数企业，天性使然总在挑剔。我在寻找问题所在，寻找漏洞本就是投资的要义。但我们的人，即便被抽调筹办年会这类分外工作，也全力以赴。昨天我花一个半小时巡视展区，每位员工都热情致谢，为这份没有额外报酬的工作倾注心血。他们乐在其中，这正是伯克希尔的特质。
你做的工作应该是你热爱的。我共事过五位上司，个个令我钦佩——他们都独具魅力。但我仍选择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别人工作。但是如果你发现和你一起工作很愉快的人，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我常告诫子女：鲜少有人像我这般幸运，七八岁便找到毕生所爱。这或许需要更长时间探索，但务必追寻心中热忱。
有部电影叫《格伦·米勒传》，讲述这位音乐人带领落魄乐队十五年，最终凭借1941年《查塔努加小火车》创下首张黄金唱片。他从默默无闻到“找到属于自己声音”的蜕变，恰似人生真谛。
我总提醒孩子们：你们的“声音”不同于我，且鲜少首份工作就能发现。但若如我般幸运，年少觅得所爱，便当持之以恒。别过分计较起薪，慎选共事之人，因为你会染上周围人的习惯。有些工作是不值得去做的。
你们身处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度、最辉煌的时代。即便是伯克希尔这样的成就，也远超你们祖辈的想象。但关键在于确保自己始终能参与明天的游戏。就有意义规模的金融活动而言，切莫拿已有成就去冒险。
如果你周围发生了非常愚蠢的事情，你就不想参与其中。如果人们赚更多的钱是因为他们借钱或参与垃圾证券，但他们希望以后能找到更大的吸盘，你必须保持清醒——这种把戏终将反噬。当下的商业规则如此优越，能生逢其时实属幸事。
如果我生于1700年，我会说：“我想回到子宫里。怎么回事？因为这太难了。”而如今，我却能终日沉浸于热爱的事业。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生活。
格雷格·阿贝尔：能担任这个职位，我感到无比谦卑和荣幸，但作为伯克希尔的一员，我已经在伯克希尔工作了25年多，有机会与您、阿吉特、我们的董事会以及众多同仁共事——正如您提到的，当遇见伯克希尔这样非凡的企业，你就会爱上它，它就会成为你每天想做的事情。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机会。所以，谢谢您。
沃伦·巴菲特：对于提问的那位先生，如果你没有立刻找到它（指投资机会），别在此期间饿死，但你终会找到的。这有点像寻找合适的婚姻对象——你未必会嫁给或娶了第一次约会的人。有时候等待是值得的。
第11问：这是南达科他州拉皮德城的马克·邦克和海伦·弗里德提出的问题。随着美元在2025年相对于其他外币迅速贬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否正在采取措施将这种货币风险及其对季度和年度收益的影响降到最低？如果有，请说明具体措施。另一位股东玛丽·张（Mary Chang）补充说：伯克希尔目前借入日元，以抵消汇率风险和日本股票投资。未来是否会考虑投资未对冲的外币计价资产？
沃伦·巴菲特：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在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们打算长期持有那些头寸，而日元融资成本又极低，所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尝试用日元融资来匹配日元资产。但这并非我们的既定政策。实际上，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做。我们持有过大量外币计价的证券。
我们没有考虑它对季度和年度收益的影响。我们不会根据它对季度和年度收益的影响来做任何事情。在我的记忆里，董事会从未出现过“如果这样做，年度收益就会如何，所以我们应该这么做”的讨论。最终数字该是多少就是多少。真正重要的是未来五到二十年我们的发展态势。
一旦开始纠结要做出什么数字，很快就会受到摆弄数据的诱惑——有时甚至是严重的数据操纵。我见过很多在其他方面值得信赖的人，却认为玩弄数字游戏无可厚非。但这绝不是我们的作风，我们根本不会考虑这种事。事实上，上季度日元汇率波动确实带来了某些GAAP会计准则下的账面亏损，但这根本无关紧要。下个月或明年情况就会变化。当然，我们绝不会持有那些我们认为其货币即将崩溃的资产。
这才是我们对美元最担忧的地方。政府总有让货币逐渐贬值的倾向——没有任何制度能战胜这种倾向。你可以选择独裁者，可以选择代议制，可以做任何尝试，但将会推动货币贬值。
我在年度报告中简要地提到，美国的财政政策让我感到害怕，因为它的制定方式，所有动机都指向可能引发货币问题的政策。但这并不局限于美国——全世界都是如此，在某些地区甚至周期性失控。那些令人瞠目的贬值速度至今仍在延续。
人们可以研究经济学，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但归根结底，只要货币掌控者存在，他们就能发行纸币或像几个世纪前那样削减货币成色。总有些人——并非指责他们本性邪恶，而是职务使然——会让货币随时间推移变得一文不值。这会产生严重后果，而要在制度中建立制衡机制阻止这种情况又极其困难。
我们饶有兴味地观察过人们试图规避财政风险的种种尝试。这场游戏远未结束，也永远不会真正终结。如果细究二战后重大通胀案例，这份名单可以无限延伸，而相同的国家总在反复出现。
因此货币价值是令人忧心的命题，我们尚无良策应对。但在日本这个特例中，我们确有对策——因为我们打算持有50年、100年甚至更久，投资标的以日元计价且前景可测。只要利差合适，我们就会尝试发行日元计价的负债，但这与我们是否在意季度或年度收益毫无关联。
格雷格·阿贝尔：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当初对投资这五家日本公司显然有着充分的信心，并且清楚意识到这是日元计价投资。而能够以日元借款这一事实，更像是一个锦上添花的额外机会。但我们对日本企业本身，以及最终将以日元实现的收益，都非常满意。
沃伦·巴菲特：我们只做过一次重大的外汇投资操作，某种程度上与我当年为《财富》杂志撰文有关。当时我们做多了12种外币——现在记得的只有四、五种是主要货币。所谓做多外币，其实就是做空美元。这个头寸我们持有了两三年，赚了数十亿美元，这在当时对我们意义重大，至今仍是如此。
查理始终认为，如果必须在股票之外选择投资领域——他对债券、房地产等领域都颇有研究——他相信外汇市场能赚大钱。但我们只操作过这一次。虽然不排除未来重施故技的可能，但概率很小。
如果美国发生某些变故，我们可能会大举持有其他货币。假设要在欧洲某国进行巨额投资，或许会考虑以当地货币融资。但这绝非常规操作。日本案例之所以特殊，在于我们能以极低资金成本借款，同时对那些证券的未来收益充满信心。
当然，当前这种特殊条件——虽然它们注定不会、也从未——持续数十年的话，我们或许会延续类似策略。但世界总在变化，所以千万别把这当作预测。
第12问：早上好，沃伦、格雷格和阿吉特。非常感谢主办这次盛会。很荣幸来到现场。我是达什·博亚尔，来自伟大的蒙古国。请允许我简单介绍我的祖国：蒙古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作为内陆国家被俄罗斯和中国包围。我们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矿产资源，拥有充分的民主，经济也在持续增长。
上周我们在纽约举办了第二届蒙古投资峰会，希望能吸引像贵公司这样的投资者。我知道您曾非正式地会晤并提供建议给韩国、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政府首脑。对于蒙古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您会给予政府和企业领袖哪些建议来吸引伯克希尔这样的机构投资者？如果您能考虑将新兴市场作为对冲工具或机会型投资的长期配置方向，那将再好不过。最后，我诚挚邀请各位莅临蒙古——若您能出席今年七月的经济论坛，我的同胞们将倍感荣幸。
沃伦·巴菲特：我连离这儿只有几英里的康瑟尔布拉夫斯（Council Bluffs）的行程都安排不过来呢（笑）。不过还是感谢您的邀请。
其实大约20年前，我在股东会上认识过一位在蒙古大展拳脚的朋友。他在那边做得风生水起，甚至在那里定居了很长时间。如果要我给贵国政府提建议的话，那就是要逐步建立起货币稳健的国家信誉。我们不会考虑投资任何通胀失控风险显著的国家，这种风险太难评估。虽然有人在恶性通胀中找到了生财之道，但这不符合我们的投资理念，我也不擅长此道。所以货币稳定性是我们的重要考量因素。
除了这点，蒙古可能很难找到符合我们规模要求的标的。但就像我说的，20年前我认识的那位朋友确实在蒙古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一个国家能树立起亲商环境和货币审慎的声誉，这对本国居民来说是个好兆头——尤其是当这个国家还拥有可依托的自然资源时。虽然我对贵国的矿产等情况了解有限，但回想1790年，又有谁会押注美国呢？
我们当初也不需要十全十美，只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比别人做得稍好就行。美国从一无所有起步，最终创造了接近全球25%的GDP，保持着更快增速，货币总体更稳健等等。所以我衷心祝愿蒙古发展顺利。
第13问：这个问题来自新泽西州的Peter Shen，向巴菲特先生和贾恩先生提问：近年来，黑石、阿波罗、KKR等大型私募股权公司大举进军保险业，通过募集永久资本、管理浮存金，试图复制伯克希尔数十年前开创的模式。鉴于这些公司如今正直接竞购保险资产，且往往采用更高杠杆率和更激进的投资策略，您如何看待它们对伯克希尔保险业务及核保纪律的影响？您认为私募模式会给金融体系的保单持有人带来系统性风险吗？这种竞争是否使得伯克希尔如今更难安全且盈利地获取和定价保险机会？
阿吉特·贾恩：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很好回答。毫无疑问，私募公司已经大举进入这个领域，而我们在该领域已不再具备竞争力。过去我们在这个领域做过不少业务，但最近3-4年，我认为我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需要把这个领域分成两部分来看：财产意外险业务和人寿保险业务。你提到的这些私募公司主要活跃在人寿保险领域，而非财产意外险领域。
你正确地指出了这些私募公司在杠杆和信用风险方面所承担的风险。在经济向好、信用利差收窄的环境下，这些公司将资产从保守投资转向能获取更高回报的领域。只要经济保持良好、信用利差维持低位，他们就能赚钱——由于杠杆作用，还能赚大钱。
但风险在于，监管机构可能在某天突然发难，认为他们替保单持有人承担了过高风险，最终可能会以眼泪告终。我们不喜欢这种风险回报比，因此选择举白旗退出，承认现阶段我们无法在这个领域竞争。
沃伦·巴菲特：确实有人想复制伯克希尔的模式，但他们通常不愿连带着复制“CEO将全部身家永久投入公司”这一条。他们的算盘不一样——追求的是别的东西。这就是资本主义，但他们的处境完全不同，对所从事事业的信义责任认知可能也有所不同。
这种模式有时能成，有时会败。若失败了，他们大可转战其他领域。但若伯克希尔的模式失败，我余生都将活在悔恨中。所以这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抉择。
当今财产意外险领域没有公司能真正复制伯克希尔。当然起步时并非如此——一开始我们有只有距此几英里的国民赔偿公司（National Indemnity），谁都能轻易复制。但那是在1986年阿吉特加入之前，自他加盟起，其他竞争者就该知难而退了。
第14问：您好，我是来自马萨诸塞州梅尔罗斯的玛丽。感谢今天的分享。作为像我这样对投资感兴趣的年轻人，很想听听您的见解，巴菲特先生。您职业生涯早期有哪些关键教训？对于正在建立投资哲学的年轻投资者，您有什么建议？谢谢。
沃伦·巴菲特：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真希望我年轻的时候会有人给我这方面的建议。与谁为伍极其重要。不要指望每个决定都正确。但是你会让你的生活朝着与你一起工作的人，你钦佩的人，成为你的朋友的方向发展。我提到过几位近年去世的老友。这些人都是——即便我们合作的项目规模只有伯克希尔的万分之一——你会选择共事的那种人。他们能激发你变得更好。你要与那些比你优秀、你也认为比你优秀的人为伍，因为你会朝着身边人的方向发展。
这是你在以后的生活中才会学到的东西——直到你变老了，你才会真正意识到这些因素有多重要。但当你身边有汤姆·墨菲、桑迪·戈特斯曼、沃尔特·斯科特这样的人，你的人生会比单纯模仿暴富之人精彩得多。
我会尽量尝试和聪明的人交往，这样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会寻找即使不为钱也愿意做的事。人生真谛在于找到一份不为钱财也会做的工作，我很早就实现了这一点。
我提到的那些人都做到了，他们总是付出多于索取，从不争功。他们的为人处世堪称楷模。遇到这样的人要珍惜，若暂时未遇，先谋生计但别放弃寻找。你会遇到为你创造奇迹的人。继续努力的话，绝对会找到一些愿意跟你做有意义的事情的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当年去GEICO敲门时门锁着。谁知道那扇门后面是什么？但十分钟后，我就遇到了一位对我帮助极大的人。当然，若有人帮助你，你也要想办法回馈。这样善意与善行就会产生复利。不幸的是，在生活中你也会遇到相反的情况。
我很幸运，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有些人则需克服完全不同的环境障碍。但是，如果你已经拥有了好运，不要为你的好运感到内疚。如果你生活在美国，世界上有80亿人口，而美国有3.3亿人口，这已算中了大奖，要善用这份幸运。但是不要与要求你做不当之事的人或企业为伍。不同的职业适合不同类型的人。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投资行业，很多人在赚了一大笔钱之后就不干了。你真的想要一些东西，不管你是否需要钱，你都会坚持下去。
格雷格不需要钱，阿吉特也不需要钱——一点也不需要——但他们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他们做得非常好。我有幸见证了这种境界随时间绽放的光芒。
我所知道的最好的经理——关于谁是最好的经理有很多争论——实际上是老汤姆·墨菲，他活到了98岁。我从来没见过比墨菲更能激发别人潜能的人。如果你想成为更好的人，你就要找到像汤姆·墨菲这样的人，跟他一起工作。很多成功者不具备这种特质。我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成功之道，但我认为这是最令人愉快的成功之路。
伯克希尔的经历堪称传奇——与桑迪·戈特斯曼从1963年合作到他几年前去世，与沃尔特·斯科特共事30年——这种体验无可替代。你不仅能学会商业成功之道，更能领悟人生真谛。
这就是我的建议。而且不知为何，这样的人似乎更长寿。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包括我在内的这些人都如此。我认为快乐的人比那些做着自己并不真正欣赏之事的人活得久。
第15问：截至3月31日的第一季度财报显示伯克希尔的现金储备有所增加。但市场剧烈波动出现在4月。今天与会的苏格兰股东马丁·迪瓦恩想知道：近期市场波动是否为伯克希尔创造了机会？马丁刚刚补充提问，提到您曾说伯克希尔近期差点投资100亿美元，能否详细说明？
沃伦·巴菲特：第二个问题我可以明确回答：不能。不过100亿美元对我们影响也不大。过去30-45天，或者说100天内的波动根本不算什么。伯克希尔历史上曾有三次在短期内股价腰斩——三次——但公司基本面从未出问题。这次波动微不足道。
1929年9月道指381点，后来跌到42点，相当于从100跌到11。眼下根本不算真正的熊市或类似的情况。一年至少有约200多个交易日，过去80年，我经历过约1.7万-1.8万个交易日，比这剧烈的时期多的是。我出生于1930年8月30日，当时道指240点，后来跌到41点。若有人认为现在算巨变，那不算。若涨15%而非跌15%，人们会欣然接受。但若15%的跌幅让你焦虑，你需要调整投资哲学——世界不会适应你，你必须适应世界。
未来20年你会见到前所未见的“卷发器式”波动。这总会周期性地发生。世界会犯大错，意外总以戏剧性方式出现。系统越复杂，意外越可能来自意想不到之处。
这就是股市的本质——若你有合适性情，这是值得投入的好地方；若市场下跌就恐慌、上涨就兴奋，那这里就是噩梦。不是要批评谁——人有情绪很正常，但投资时必须把情绪关在门外。
第16问：早上好，巴菲特先生，阿吉特·贾恩先生、格雷格·阿贝尔先生，我叫作皮特·陈，我来自上海，这是第一次参加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我想问一个关于生命智慧的问题。你在生活中是否遇到过重大挫折或低谷？你是如何度过并克服它们的？非常感谢。
沃伦·巴菲特：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有些人在这方面运气特别差，而另一些人则相当走运。查理有过挫折，我也有过挫折——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一点也不好玩。
我无法教你在重大挫折中享受生活，但这就是人生。死亡是人人终将面对的终极挫折。有人运气极差，有人运气极好。通常幸运者会归功于自己而非运气，但挫折总会来临。
我认为你现在在医疗问题和生活中其他事情上遇到挫折的概率小多了。你生在一个好时代。如果你回顾中国的历史，你希望自己出生在什么时候？100年前，500年前，1000年前，还是现在？这很简单，你很幸运。
如果我是20代牧羊人的后代，天天看着羊群早腻了。你必须明白，你在子宫里呆了几十万年，然后在合适的时间出生，已是一根幸运的稻草。所以我会关注你生活中美好的事情，而不是发生的坏事，因为坏事确实会发生。即使有一些坏运气，生活也常常是美好的。到目前为止，这种坏情况还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我的一些朋友却发生了。
94年来，我想喝什么就喝什么（新浪财经注：巴菲特举了下桌上的可乐）。他们为我预言了各种可怕的事情，但至今无恙。如果你看一段时间的职业运动员的职业寿命，你真的会觉得如果你不是第一个被选上棒球队或篮球队的人，你会过得更好。查理和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多运动，也没有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
尽可能多地看到事物好的一面。你今天能健康地远道而来，学习感兴趣的知识，比起几百年前的境遇已是幸运。
第17问：这个问题来自希曼舒·本达尔，提问阿吉特和沃伦。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在美国城市的道路上行驶，无需驾驶员参与。沃伦和阿吉特如何看待这些自动驾驶汽车对GEICO汽车保险业务的颠覆性风险？ GEICO的汽车保险业务建立在理解和承保人类司机的基础之上，我们今天所说的汽车保险未来会变成自动驾驶汽车和软件公司的产品责任险吗？
阿吉特·贾恩：毫无疑问，一旦自动驾驶汽车成为现实，汽车保险将发生巨大变化。最大的变化将是你所识别的。大多数出售和购买的保险都围绕着操作员的错误——它们发生的频率、严重程度，以及我们应该收取多少保费。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新的自动驾驶汽车更安全，发生的事故更少，对保险的需求也会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它会被产品责任所取代。因此，我们在GEICO和其他地方当然在努力为这种转变做好准备，我们从为操作错误提供保险转向为产品错误提供保护，在这些汽车的建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遗漏。
沃伦·巴菲特：我们期待所有业务都发生变化。如果我满足于在新英格兰的纺织业工作——尽管在此之前它已经运转了70年左右——世界就变了。若游戏规则不变，反而无趣。若每次棒球挥棒都是本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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